前苏联曾经制订的太空防御计划示意图 （资料）

　　空天战是体系的对抗。研究空天战系统，必须研究其各部分的关系与结合。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强调：“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。即一加一不只等于二。每个开关元件只能通断一条电路，把千百万个开关元件合在一起，就并非仅能通断同等数量的电路，而是构成一台智能机器——电子计算机。可见，部分构成整体之后，能够产生新的属性、特征和功能。在系统理论中这叫“涌现性”。士兵列队前进有整齐性的问题，但单兵动作则无整齐性可言；温度是流体分子热运动碰撞的宏观表现，单个分子却无温度可言。现代系统论的“涌现性”，其实质就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大思想家老子所说的“有生于无”。

　　在空天战系统中，箭星站的结合、测控算的结合、光机电的结合，主要决定系统的结构、运动和能源。不同的结合，构成不同的系统。

　　箭星站结合　火箭是运载工具，卫星是不载人的飞行器，航天站是载人的飞行器，飞船与航天站类似也载人，只不过在空间运行时间较短。它们之间的结合大致有两种：一是组装式结合；一是结构式结合。所谓组装式结合是指各部分不改变各自的基本功能，根据科学研究或空天作战需要，将它们有机地组装成系统，各自在不同飞行阶段，发挥不同的作用。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系统，其运载火箭三级，起飞全重2940吨，总长111米，第一级总推力3400吨。第一级和第二级均分别由五台火箭发动机组成，第三级只有一台火箭发动机。火箭可将飞船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。阿波罗飞船由指令服务舱和登月舱组成。前者又分为指令舱与服务舱两部分。指令舱直径4米、高3.355米、重6.5吨。服务舱直径也是4米、高7.3米、重26吨。在地球停泊轨道、地月轨道和绕月轨道，指令舱与服务舱一直连在一起。登月舱分上、下两部分。上、下半舱都有独立的小发动机。下半部的发动机在登月时，产生反推力，实现软着陆。上半部的发动机离月时产生推力，使其返回绕月轨道，并与指令服务舱在绕月轨道上对接。然后由服务舱的发动机推动返回地球（下半部则留在月球上）。飞船返回地球再入大气层前，将服务舱扔掉，在大气层中烧毁。登月舱和指令服务舱各装有16个小喷气发动机，控制其飞行姿态。阿波罗登月系统，是箭星站结合的成功范例。

　　结构式结合，是设计制造飞行器时，就尽量实现一体化。美国的航天飞机是这种结合的一个雏型。它靠助推火箭发射，靠自身的发动机控制轨道，可与航天站对接或收放卫星。返回时，进入大气层后靠空气动力水平着陆，可反复使用。实际上它是一种新型的空天飞行器。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都在研究空天飞行器，将航空器与航天器结合起来，既能在大气层靠空气动力飞行，又能在近地空间靠惯性运动。飞行器首先靠火箭发射，在大气上层启动超高速冲压式发动机，达到十倍音速左右，跃升至近地空间，靠惯性运动；当速度小到一定程度后，再下滑到大气层，冲压式发动机再次启动，使飞行器得到足够的动能，再次飞入近地空间。这样起伏飞行，就像在地球的大气层顶部和近地空间“打水漂”一样。

　　测控算结合　空天战中各种飞行器的运动，都离不开测量、计算、控制这三个环节。测量其现在的运动状态，计算其未来的运动状态，控制其需要的运动状态。然后，再测量、再计算、再控制。不仅对己方的飞行器，对敌方的飞行器也要测量、计算，以便预测其作战行动。

　　对飞行器运动状态的测量、计算、控制可以通过地面测控站、网进行（包括测量船），也可以通过飞行器上仪器设备进行。当飞行器在测控站上空“过境”时，可用雷达和光学系统进行跟踪，测量距离（斜距）、高低角和方位角等，根据距离、角度的变化还可测算出飞行器的速度（“准实时速度”）。然后输入计算机，根据数学模型，计算出飞行器的运动轨道，再发出控制信号，使飞行器的变轨发动机工作，实施调控。测距雷达或激光测距器，简言之就是通过测量电磁波或激光束在目标和天线之间往返的时间，而得出距离的。这个方法称为“时间测距定位法”。美国“全球定位系统”（GPS）的24颗卫星，就是靠科罗拉多州福尔肯空军基地的“联合空间操作中心”和分布在全球的5个监测站，不断监控而保持精确轨道的。战争时期，监测中心和监测站如果遭受干扰和破坏，空天飞行器就要依靠自身携带的仪器设备进行测量、计算和控制。飞行器沿三轴的线运动可用惯性传感器测量；绕三轴的角运动可用陀螺仪测量。惯性传感器测出的加速度，经过一次积分计算可得出速度，经过两次积分计算可得出位移，知道沿三个相互垂直轴的位移，就可以确定飞行器的空间位置。三个二自由度陀螺可分别测量绕三个相互垂直轴转动的角速度，对角速度进行一次积分计算是角度（角位移），也就测出了飞行器的姿态和航向。其实，利用三自由度陀螺也可直接测出